健身重伤后一个单身女性的自救与思考面对一场突然令自己无法自理的事故，中年未育的单身高校女教师裴谕新在就医、康复、维权、逐渐恢复工作的漫长过程中，得以重新审视了一番自己的身体、周遭的世界，以及自我的人生选择。

　　裴谕新坐在自家影视墙前的椅子上，穿一条红色连衣裙，腰杆笔直。影视墙上挂着父亲的画以及她从各地搜集来的画作，“单身就是这点好，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布置房子。”

　　前一晚，她刚从香港旅行回来，客厅玄关处还放着她没来得及收的手提包。胸椎受伤后，她不再能提重物，行李箱自然用不了，出门好几天的行程，她只能带两只不大的手提包装衣物用品。

　　“也不能长时间地站立或坐着。”话说到这，她起身去冰箱拿水，回来小心翼翼地蹲下。“（旅途中）累了再回到旅馆太耽误时间，所以我找了一间店，按一下会好很多。”

　　2023年2月末，裴谕新去健身房上瑜伽团课，在教练的指导下拉伸时意外摔倒，被广东省工伤康复医院诊断为“胸8椎体压缩性爆裂性骨折”，在医院住了三个多月。

　　“好像一块大石头把胸口震碎了，一直痛。”这种经历对她来说是陌生的，她身体一向很好，突然躺在床上不能动了，连排泄都要重新适应，“床底塞了一只便盆，我根本不会用，老是把床尿湿。”

　　尿湿的床褥需要护工帮忙换，护工忙不过来时，她只能躺在浸湿的床上等着，病床前人来人往，各有各忙，不时有人往这边扫一眼，仿佛这里躺着的不是一个人，“好像一块被人用过即弃的抹布”。

　　受伤前，裴谕新是蓝翼健身会所的VIP会员，在那里运动了六七年，又刚刚买了两年的私教课。可当她躺在病床，问起上课时的监控录像，健身房的负责人余晓晓直接略过了这个话题，帮她请了位一对多的护工，只字不提录像和赔偿。

　　裴谕新再问，余晓晓就有些恼火，“新姐你想太多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养病。”说罢人就走了，之后再也没露面。裴谕新发消息给余晓晓，对方不再回复，此前健身房几个相关负责人因为裴谕新受伤而创建的“新姐治疗群”，群成员也只剩下她和余晓晓，以及与她私交最好的女教练。

　　她单身，人在广州的父母对发生的一切尚不知情，起初派出所民警要求她让家属代为报案，得知她的情况后才作罢。于是她写了份委托书，拜托朋友去派出所报案。

　　又因为这件事属于“消费者纠纷”，派出所一开始不愿意出警，后来朋友再次去健身房前台索要录像，引发冲突，才受理了。

　　社区民警赶到健身房进行盘问，但“所有员工口径一致，坚称没有监控，民警也无可奈何”。躺在病床的前十天，她一直拿着手机沟通处理各种事务，“是巨大的愤怒支撑着我。”可她始终没能拿到监控录像。

　　同事林岚记得3月初去探病时，裴谕新翻身还不方便，“说话胸口会痛，基本上只有手可以自由活动。”那段时间，她还经历了两次转院，最后决定保守治疗。

　　“洗脸、刷牙，许多日常的小事都成了挑战。”护工帮她清洗身体时，常常会讲起照护时一些患者的抗拒，她倒坦然，只是一边觉得方便，一边又不免哀伤，“做什么都要依靠别人的帮助，完全没有自主性了。”

　　每当这种时候，她会想到老年，“躺在床上无法动弹，只能完全依靠别人，而且别人知道你是每况愈下的。那样多可怕，你的命运在别人手里。”

　　2016年，裴谕新46岁。为了迎接中年危机，她走进健身房，在教练的建议下报了私教课，就这么坚持了六七年。

　　“跟着教练的好处是对方给你提供很多情绪价值。每次教练帮我测体脂，夸我有进步时，都挺有劲的。说起来就是想要一个陪伴。”她确实从运动中收获颇多。这些年来她的睡眠明显好转，不再驼背，体重也恒定地保持在一个数字，因而也常常鼓励朋友们去运动。“健身房给人一种幻觉，与年轻人们站在一起，好像自己也年轻了。”再次青春的感觉让她上瘾。

　　请私教对一名大学老师来说不是一笔小的开销，可单身未育的她还有另一重考虑，“父母年龄大了，自己年龄也大了，我希望把身体锻炼好，老了不依靠别人。”她脑海里常排演着一幅画面，“一个人可以把父母从床上抱起来。”

　　2023年5月底出院后，裴谕新再没去过健身房，就连经过也要绕道而行。她开始反感别人叫她“新姐”，因为之前健身房的人就爱这么叫她。

　　背部时不时冒出的电流感提醒着她康复之路的漫长。医生叮嘱，“瑜伽和举重就算了，现在（胸椎）的稳定性只有从前的70%。”她便买了小号哑铃，开始游泳，隔天去。以前她可以硬拉50公斤，躺在病床三个月后，她陡然发现自己矮了一公分，为此痛苦了许久，“我健身好不容易没那么驼了，（身高）长到163（厘米），现在又缩回去了。”

　　她以为痛苦和失落都是一时的，可独自在家看最喜欢的《动物世界》时，镜头调转至猎人在北极设置陷阱，等着猎物自投罗网，她立刻关了电视。“我马上想到自己是猎物，他们在那设置了一个陷阱，我就掉进去了。”从事心理工作的朋友说她这是心理创伤，“如果一个人心理上过不去这件事，影响比身体的伤害还大。”她继而想起住院时那些失眠的夜晚，“无数次后悔自己那晚去上瑜伽课，又想到未来怎么办”，几乎快抑郁。

　　李思琪第一次见裴谕新哭是在医院。“老师其实不算是很弱势的人，她身边的人际关系网络这么丰富，依然会被这样的无赖事情伤害。如果是一个找不到任何途径为自己发声的弱势群体，他们该怎么办？”这是李思琪记忆里裴谕新第一次显得脆弱。

　　但裴谕新是个积极求助的人。躺在病床的最初几天，她不眠不休地用手机写下《我差一点摔死在蓝翼健身会所》，发在个人公众号上，引起学术同仁和媒体朋友们的转发，以及问候。李思琪每次去医院探病时，裴谕新的床头都摆满了花束。就连她本人也后知后觉，“原来这些平日里一起玩乐的人在危难的时候真的能帮你。”

　　过去每年只见一次的研究生同学听说裴谕新受伤后，每周都带着自己煲的汤来看她，两人开心地坐在病床上聊天。出院后，她立即约了对方一起吃饭，“现在会想在喜欢的人身上多花一些时间。”

　　从前她好强、自我，“个人事情个人做，干嘛要依赖别人？”若非对方主动提起，她不会太主动帮忙。

　　受伤后她逐渐意识到人的脆弱，“越是单身，越是需要自由，就越需要依靠他人的力量，这两件事看起来好矛盾，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她决心更好地对待身边人。

　　还有一些别的变化——“住院的时候，我发现人需要的东西真的好少，一张床、手机、一个桌子就够了。”出院后她开始断舍离、打扫腾挪，通过闲鱼卖掉了几箱衣服，其余送给朋友和学生。

　　消费观也随之变化， 过往不舍得去的餐厅、住的酒店，她打算去试试看。十多年前写论文做田野调查时，她对一位受访者的故事印象深刻，“一位在汶川地震中失去两个孩子的妈妈，花了198块钱买了一套绣花睡衣。”那是2008年，裴谕新自己也不舍得买198元的睡衣。“什么东西都是可以失去的，眼下我要好好享受我的生命。”她好像终于理解那位母亲。

　　起初是瞒，说自己在外地出差不能去看他们了，后来母亲听邻居说起，打电话问她，“公众号那篇文章写的是你吗？”她只好避重就轻地承认。本来，她与父母住的小区相邻，每周至少见一次。母亲在电话那端听她迟迟没有回家的打算，终于起了疑心。

　　转院到广东省工伤康复中心一个多月后，裴谕新在医院见到了父母。彼时她刚刚能站立走动，穿着医院制作的胸椎支架，“总想表现得轻松，带着他们一层层地逛医院，又去吃了饭。其实都是强撑着。”

　　以前父母就像生活伴侣，她做什么都喜欢询问他们的意见，“好像必须有个人商量一下。”父亲总是一言不发，而母亲呢，常常意见特别多，“我性非常强，表达意见非常直接，我很多时候处于下风。但我现在不告诉她了，（受伤之后）自己好像更强大了。”

　　她享受这种权力关系的调转。从小到大，母亲照顾着一家人的日常起居，也控制着每一个人。从她穿什么，到与谁交友，再到升学和工作，大事小事无所遗漏。母亲总担心女儿会吃亏，几年前她去健身房，母亲不无忧虑地提醒她“不要放太多钱在健身房”，她推说是为了以后更好地照顾他们，母亲这才释然。

　　大概十多年前，裴谕新离婚后父母从江苏搬来广州与她同住。离婚算是一条分界线——她从别人的妻子回到女儿的身份，母亲觉得自己好像又可以指手画脚了。“很多同学朋友的事情我都没印象了，我妈都还记得。”裴谕新有时候觉得母亲在过她的生活。

　　“离婚到现在十多年，我不断想着要脱离我父母，但同时我也在创造条件让他们享受更好的生活。”她带着父母去海边度假，老夫老妻争吵一路，闹到要离婚，她在心里暗暗发誓，“再也不带他们来了。”

　　海岛上有稻田和牛，与母亲幼时在农村的成长环境如出一辙。裴谕新开车带母亲在岛上闲逛时，母亲感慨，“像做梦一样，好像回到童年了。”她后来又单独带母亲去了几趟海边，母亲的表达欲总是旺盛，一路都在讲话。几年前她与父母分开住后，母亲自知管不到她了，讲话的内容终于回归自身。母亲讲自己的饮食、睡眠，担忧自己的眼睛、肠胃和肾脏，她只在一旁静静地听。

　　抽离女儿的视角，作为研究者旁观母亲，她觉得母亲的人生是时代的悲剧。母亲生于1940年的江苏县城，年轻时有躁郁症，数次想过，“我妈在婚姻里面受了非常多委屈，就像她那个年代的女性一样。她是个要强的人，不知道原因，但就是觉得不公平。其实她有一种天然的自觉，不甘于这样的命运。”裴谕新从学毕业后本来有机会留在南京，后来在母亲的鼓励下来到了广州。

　　这几年，母亲的许多想法也在裴谕新的影响下发生变化。母亲原本不喜欢打扮，总觉得是不务正业，她给母亲买了许多漂亮衣服和首饰，母亲穿戴出去常被邻居老太太夸奖；母亲不喜欢八卦，与邻居闲聊，大家议论起某个子女离异的同龄人晚景凄凉，母亲不爱听，她教母亲，“单身的子女才更有时间照顾父母。”母亲听罢释然了不少；父亲平日总爱踩在电视机上去挂自己刚画完的画，母亲劝过多次都不肯听。母亲向她抱怨，她反倒劝她放弃。

　　后来父亲真的摔倒了，母亲冷眼看着不肯去扶——她倾尽一生试图改造伴侣，但对方始终“像一堵墙”。

　　母亲说自己一生中只有两段时光最舒心，一段是童年，另一段则是现在。年过八旬，母亲才觉得自己开启了真正的人生。“以前为孩子和老公活，现在要为自己而活。”裴谕新听着高兴，只是有些怀疑。

　　2022年冬天，母亲感染新冠病毒，医院下了病危通知，裴谕新在车里哭了一晚。后来母亲顺利挺过，病愈后裴谕新告诉她这一切，母亲眼角湿润，“我不能死，不然你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亲人了。”

　　实际上她经历过非常多被审视的目光。钟点工来家里打扫，见她一个人住，问她有没有老公和小孩，她答，“离婚了，没有小孩。”钟点工脱口而出“太可怜了”。后来为了避免摩擦，再遇到这类盘问的时候，她开始编故事：有时孩子在北方，有时孩子在国外。有次忘记自己先前编的内容，谎没圆回来，对方发现后再也不问。

　　她想这就是母亲想逃离的原因，“那个环境，即使再成功，如果婚姻不幸或是没有小孩，周围人都觉得你是失败者。”细数起来，裴谕新已经很久没回过老家了。她没有对老同学的疑问生气，只淡淡地说，“没有子女照顾我，侄女会照顾我。”

　　同龄的邻床病友也问过她诸如此类的问题，“没有孩子（老了后）怎么办？”她说没有孩子有没有孩子的办法。对方反复提及此事，裴谕新不胜其烦，一度很想回怼对方，“你生病了也没看到你的孩子来看你。”但终究还是忍住了。

　　那个问题她也没有答案，甚至连什么是老都不确定，“现在三十多岁的人就被说老，等到七八十岁的时候，90岁的人也觉得你年轻。”但她有一个明确的直觉，“你总不能一辈子都为老这件事做准备。”

　　这些如今看来云淡风轻的选择，她不是没有过挣扎。刚过40岁那年，她身体的生物时钟滴答作响。年轻时她对人生的畅想并非如此，于是去做了试管婴儿，可做完种种诊断半岛·体育官方网站，医生介绍注意事项时，她退缩了。“那一刻我明显地感受到，即使你在一段婚姻里，真正关心你的还是你自己。对方自觉做得已经够多，可在我看来还远远不够，两人感情再好，对方也未必能体会到你的处境。”

　　离婚后头几年，她谈过几段恋爱，仍未打消生育念头。她自省，比母亲更胜一筹的，是自己破解了对爱情和幸福家庭的迷思。“做过许多研究后，我知道那些是骗人的。爱情里有交错的火花，可是一旦进入婚姻关系，女性大部分时候不仅要做家务、付出更多的情感劳动，还要仰望伴侣。我已经不愿意伪装了。”

　　“特别是（新冠）疫情这几年，我发现一个人生活好开心。房间布置全按自己的心意来，不用考虑任何人的感受。”裴谕新有一个朋友，处在一段外界看来美满的婚姻中，两人聊天，对方提到自己有轻微的焦虑症，感慨自己受的苦家人没办法理解。她十分理解。

　　“好像什么人都是靠不住的，”上段婚姻令裴谕新对婚姻不再有任何预期，正因如此，她更明白倘若自己有伴侣，受伤卧床时生活会如何受限，“对方也许不让你吃冰淇淋，不让你看手机。”哪怕突然受伤，一度无法自理，她也没再怀念有人相伴的日子。“如果我有老公和孩子，就不会有这么多朋友帮我，我也不会有机会和这么多人构建这么好的关系。”在她看来，单身者往往会构建起另一套社会支持网络。

　　单身生活当然有它的暗面。6月，裴谕新出院后不久收到一位律师的信息，因为那篇《我差一点摔死在蓝翼健身会所》，她于3月份被蓝翼健身会所以“侵害名誉”为由起诉。

　　她认同，却坚决不肯作罢。7月中旬，广州互联网法院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书中，法院认为，健身房作为经营者，本应保障学员在其经营场所内的人身安全，现发生案涉安全事故，损及裴老师作为消费者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蓝翼体育公司应对裴老师就案涉事件的评述负一定容忍义务。

　　“裴老师撰写的多篇文章均真实还原了本次事件发生的经过、受伤后惊恐无助的心情、健身房对裴老师受伤后的处理消极态度及裴老师康复的心路历程，文章并无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内容不具有行为违法性，也没有恶意损伤名誉的主观故意。因此，不构成名誉权侵权。”上述律师解释。

　　这个结果给了裴谕新不少信心，支撑着她继续维权、索赔。整个8月，除了每天做康复训练、准备索赔的官司，她还见了许多老友。几天前，裴谕新与朋友重聚，聊天时对方提到心理黑洞这个说法，她一下子被击中，“我这么关心女性的生存、婚姻、家庭和情感生活也是由于我成长的年代，婚姻和爱情被视作女性主要的价值来源。”

　　现在，她觉得认真生活、工作，必要的时候战斗，就是在填补内心的黑洞，“被人认可、宠爱，与其通过爱情实现，为什么不通过自己来实现呢？”